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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难当

老道消息2019-06-25 18:28:37



1967年,费正清60大寿那天,他写了首打油诗总结人生经历。其中有两句是这么写的:


“取智东方时,华夏正罹难。尽取其精粹,宜于美利坚。”


1932年,原本在牛津大学学中国史的费正清来到中国,一边学中文,一边跟着清华大学蒋廷黻教授做研究。在北京,他认识了梁思成跟林徽因。费正清这个中文名字,还是梁思成取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白,用梁思成的话说,用这样一个中文名字,就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


十年后,费正清以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身份第二次来华。当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他被美国情报局派到重庆,负责搜集日本在华情报。途经昆明时,费正清再次见到了梁思成夫妇以及西南联大的老朋友们。


老朋友过得不大好。前方节节败退,后方通货膨胀严重,一包烟10块,一支钢笔6000块,而西南联大教授月工资还不到600块。蒋梦麟靠典卖衣服书籍维持生活;林徽因跟梁思成得了肺结核;费正清拜访金岳霖时,大家坐着聊天,大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他们讨论应该买只猫,可一只猫要200块。


考古学家李济告诉费正清,几乎所有人都在挨饿。


费正清决定,要帮助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活下去。为了说服美国政府,他在报告里写,这批清华学者都在美国留学过,崇尚民主自由。美国价值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必须依靠这批学者。


“假使我们承认中国也是全球专制与自由进行斗争的一个战场的话,那么宣布置身于其中的我们却未能为这些人提供帮助,这必将成为美国参与这场斗争的历史上一个可耻的污点。”


在费正清的周旋下,1943年秋天,他通过私人渠道为联大师生提供抵抗营养不良的维生素B1。美国国务院邀请6位教授前往美国讲学,哈佛燕京学社为6位教授每人赞助1000美元,其他8位教授每人500美元。


费正清还说服陆军特别服务处拨款5000美元,聘请西南联大的教授为驻扎在昆明的美军演讲,一方面提高美军对中国的认识,一方面为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挣外快。


这个举动引发了美军驻华军事顾问弗兰克的不满,他指责费正清作为大使助理,无权干涉军队指挥权。还好费正清留了一手,他拿出了史迪威将军的授权文件,史迪威是弗兰克的长官。


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跟cc系为了打压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故意削减办校经费跟教师进修名额。费正清这一援助,等于是在打国民党的脸。为了不惊动官方,同时不让接受者为难,费正清通过陈岱孙秘密地将补助金以工资补贴的方式分发下去,并要求不要暴露他所起的作用,


“我唯一的要求是你千万不要提我的名字,因为我是代表美国政府作这项工作,不值得什么感激。如果让人知道我促成这件事,倒会使我非常尴尬。”


其实费正清不仅仅代表美国政府。他发现美国货在昆明黑市上很值钱,就在1943年1月,把当月的工资全部寄回美国,请妻子费慰梅用工资买几箱“派克”钢笔寄到中国,接济朋友。一支派克笔值6000块,相当于一个教授全年的收入。



01




上世纪40年代,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外交工作。同一时期,费正清也在重庆,双方有了不少接触。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费正清居中协调,出了不少力。1946年1月,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招待所办答谢宴,费正清应邀出席。宴席上,周恩来带头唱歌,叶剑英用筷子敲打桌子和玻璃杯来打拍子,众人跟着合唱。


当晚大家唱的都是延安流行的歌曲。等到共产党人唱完,费正清这些美国人也想唱,他们想找一首雄壮的,却发现美国当时的流行歌曲要么甜滋滋要么软绵绵,最终挑了首南北战争时期的歌。


早在1930年,国民党就颁布了“平均地权”为指导的土地法,但这个土地法并没彻底落实。不仅如此,国民党还提出了“新兵草鞋税”、“高射炮手训练税”、“驻军取暖费”等税收名目加大农民负担,同时授权军队司令部在农村就地征粮,导致1942年河南灾荒时,饥民联合起义。


而在中共治理下的张家口,费正清看到的是“建立民主制,创建新生活”。中共军队协助农民干活,帮助农民收粮食,组织互助种庄稼,办农村合作社,跟农民交朋友。从张家口访问回来后,费正清在美国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写文章宣传中共在当地实行的土地改革:


“一个旁观者感觉到最触目的一件事,是他们从中国农民最迫切的需要——经济改善,这是作为他们立党的基础。”


据此费正清提出预言:在蒋介石跟毛泽东之间,虽然我们竭力支持前者,但中国人最终可能选择后者。他开始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劝美国当局扩大跟共产党的交往。后来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费正清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他邀请赛珍珠跟司徒雷登在内的二十位名流在纽约的一个餐馆聚会,聚会主题是说服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会上还成立了“与中国人民保持联系委员会”。 不过因为这一身份,费正清受了不少委屈。


50年代苏联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这些引发了美国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杜鲁门政府因为畏惧苏联的军事力量,不敢援助蒋介石政府,导致美国“丢失中国”。麦卡锡为首的共和党人甚至说,美国国务院潜伏着两百多位共产主义间谍。


费正清成了其中之一,他被一个变节的苏联间谍指控是美共分子。台湾方面也火上浇油,说有人在共产党的花名册上看到过费正清的名字。1950年,美国国务院把费正清降为顾问,联邦调查局开始对他进行调查。


在针对费正清是否叛变的听证会上,他一方面坚称自己跟中共人士交往是为了了解中国革命,帮助美国政府制定更行之有效的对华政策;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违心地说:“共产党人利用自由颠覆自由的手段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隐蔽、更狡猾。”


这些言论传到中国,曾经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正在变本加厉地歪曲中国近代史”、“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


麦卡锡主义前后风行了五年,五年间美国的汉学研究遭到巨大破坏。40年代初,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论文占世界的63%,麦卡锡主义流行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了41%,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家纷纷被扣上“中共间谍”的帽子,不少人在课上讲授中国历史前,得先宣誓效忠美国。


麦卡锡主义的流行让费正清意识到,无知会引发恐慌跟敌意,“在中国问题上,办教育是对付麦卡锡最好的回答。”


1955年,费正清跟同事创办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办研究中心要钱,在费正清的游说下,1955年,福特基金会开始为哈佛的中国经济研究提供资金。1958年到1970年,美国各界资助中国研究的金额达到了4000万美金,哈佛得到了550万,这些钱帮助了260多名学者到哈佛做汉学研究,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


与此同时,费正清也想通了,要想在中美问题上有所作为,必须走上层路线,通过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柔性地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费正清提交了一份改善中美关系的备忘录给尼克松,建议他派特使到中国,打破外交僵局。到了1971年,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建交奠定基础。


基辛格访华前,有次在飞机上偶遇了费正清。费正清主动向基辛格介绍中国的“朝贡制度”,暗示基辛格,尼克松应该主动向毛泽东示好。只要尼克松主动提出访华要求,毛泽东一定会同意会面。这个判断给基辛格吃了颗定心丸。


后来基辛格评价这次跟费正清的会谈,“改变了历史”。到尼克松访华时,费正清的著作《美国与中国》又被同时摆上毛泽东跟尼克松的案头,成为双方的参考书。


1979年,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问美国,费正清受邀参加国宴,与邓小平同桌。在宴席上,邓小平问费正清,您贵庚?费正清回答,72岁。邓小平介绍自己74岁。费正清说,但您还有头发,我却没有了。邓小平幽默回应,显然,您用脑过度了。


为了这一天,费正清等了30年。




02




上世纪60年代,马悦然从澳大利亚回到瑞典,创办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有一个学期,马悦然本来打算给学生们讲《左传》,结果学生们都说,读《左传》还不如读《红旗》杂志。马悦然虽然有点不高兴,但还是同意了。


学生们认为读《左传》不如读《红旗》,跟五六十年代“毛主义”在全球的流行脱不了关系。


6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停滞、政治体制僵化。与此同时,毛泽东说要“消灭三大差别”,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人觉得可以实现人人平等,很好;毛泽东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国内矛盾激化的美国学生搞起了女权运动民权运动;毛泽东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争取”,亚非拉人民就拿起AK47和毛选投身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左翼媒体也对他们报以同情,纽约时报历史上的一大黑点,就是他们支持过红色高棉。


瑞典汉学家罗多弼那时候认为“毛泽东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问题”。五月风暴之后法国满大街的毛氏翻领套装。加州伯克利的左翼社团那里毛选一书难求。不仅左派看,保守派也看,法国版《花花公子》的封面模特头戴草帽跟红五角星;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热情也空前高涨。


1960年,本来在哈佛研究苏联问题的魏斐德看到法国记者门德写的中国著作,开始跟着费正清的学生列文森研究起了中国。


当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尔布赖特在一次演讲里说,美国应当承认红色中国。魏斐德联合同学给《纽约时报》写信支持富尔布赖特。信件发表后,魏斐德遭到了来自美国和台湾的强烈反对。魏斐德没想到,美国会支持国民党,拒绝承认中国大陆。


也就是在这一年,罗多弼在电视上看到汉学家高本汉讲20世纪初他在中国的经历。这是罗多弼第一次听人说起中国。几年后,他代表瑞典去美国参加一个学生交流活动。罗伯特·肯尼迪接见了罗多弼。罗多弼问对方,为什么美国不和红色中国建交?


肯尼迪说美国只承认那些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国家。罗多弼对这个回答不怎么满意,他想,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美国也是那么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怎么能彼此视而不见?为了了解中国,罗多弼也开始跟着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研究中国。


跟美国瑞典不同,早在50年代,日本学界就掀起了汉学热。


1951年,田仲一成考入东京大学时,第二外语选修中文的学生一年也就六七个,第二年一下子就变成了15个。当时日本人看到新中国的强大,希望通过学习中国打开日本的将来,日本共产党成立了“山村工作队”,到东京大学放映中国电影,宣传革命运动。为了了解新中国,本来学法学的田仲一成改学了中文。


不过虽然60年代汉学研究成了潮流,但由于中国的封闭,西方人能接触到的中文资料十分有限,这个局面到70年代才有所改善。


1972年,费正清应周恩来之邀访华。在宴席上,费正清告诉周恩来,中国有必要派遣学者、科学家到美国学习研究。周恩来同意逐步恢复两国的学术交流。1972年,由美国学者发起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开始组织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资助两国学者到对方国家进行学术交流。


随着中美关系逐渐正常化,中国学术界的大门也敞开了。7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解密了一批二战时期上海警察局的档案,引起了魏斐德的兴趣,他想在中国找到相关档案,但中方不愿意公开。


几年后,魏斐德在中南海跟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吃饭。魏斐德告诉对方,他想研究上海警察记录,写一本关于蒋介石国民政府在30年代治理上海的书。这顿饭之后的第三天,魏斐德得到了里根政府的支持,被允许进入北京国家档案馆,复印相关的中国档案材料。


跟官修国史相比,美国汉学家更注重对档案、地方志、契约文书、谱牒、志书、账籍、信札、绘画、小说的研究运用。在《王氏之死》里,史景迁引用了1673年的《郯城县志》、郯城知县黄六鸿的私人回忆录跟笔记、甚至还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材料。其中文艺作品的运用大大增强了历史著作的可读性跟生动性。


要说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影响,除了治史方法,还有治史态度。1974年魏斐德首次访华,当时国内正在搞批孔运动,有年轻人看了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问魏斐德:你怎么能说我们的毛主席受到一个儒家学者的影响呢?


90年代魏斐德写了《上海警察》里提到了汪精卫。那时中国朝野对汪精卫的看法就是大汉奸,但魏斐德提出了疑问:汪精卫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怎么会定期向中共、向潘汉年通报情况?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中美学术界的交流跟国内学术风气的开放,大陆研究胡适的专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宋剑华、沈卫威、胡明、耿云志等人开始客观地看待胡适的价值跟地位。九十年代还出现了以胡适为专题研究对象的刊物。


这都影响了中国同行们。上世纪90年代,葛剑雄写《中国移民史》,在辽宋金元卷引用的材料就包括政书、杂史、类书、笔记小说、方志、宗谱、诗文集等各类文献近400种。


在中美建交的背景下,七八十年代的赴美的留学生也渐渐多了起来。他们的出现影响到了美国汉学的研究起点。李欧梵六十年代就到哈佛大学,他在课堂上就忍不住向费正清开炮,“为什么你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论述基本上都从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出发,义和团的“拳民”都是没有嘴脸的暴徒?最后,在台湾读书长大的李欧梵毫不温良恭俭让,反而有大陆当时同龄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风采,大声质问费正清,


“你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里?”


没想到费正清听了之后,毫不生气反而连连点头,说自己也感觉到这个缺点,正想说动史华慈和他合作另写一本教科书。


1984年柯文写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正式宣布把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丢进故纸堆。第二代的汉学三杰都非常注意在自己的作品中避免“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更注重从区域变化了研究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问题。


80年代葛剑雄前往芝加哥大学拜访何炳棣。何炳棣开车带他去中国城餐馆吃晚餐。路上葛剑雄想起来有本书要送给何炳棣,何炳棣一看,误以为葛要送礼:“国内来的人就是喜欢搞这一套,我最不欢喜人家送礼。”说完何炳棣停车,“既然这样,今天的饭不吃了,带上你的礼物回去吧!”葛剑雄赶紧拿出书,放到何炳棣面前,何才转怒为喜,“很好,这本书我要的”。


在何经常光顾的中餐馆,何炳棣点了一道溜鱼片,劝葛剑雄多吃。“这里的鱼很新鲜,没有刺,但其他餐馆没有这家做得好。”后来每次葛剑雄去何炳棣家,何炳棣都要开车接送。


八九十年代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在学术上,去政治化回归学术传统是主旋律;在路径上,以中国社会为中心寻求“现代性”也成为双方共识。大家不仅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还有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的朝气,就像孔飞力所说的,


“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能够办到的。”


虽然大门打开后,美国人给中国的历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春风,但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批评指教,也有不少。汪荣祖就批评过史景迁学术不精,《近代中国之追寻》里,误把“西洋楼”当作圆明园,还把圆明园说成是传教士兴建的;《康熙自画像》中,虚构康熙对白,既不符合中国政治文化,也不符合史实。


汪荣祖还说了,史景迁的《康熙自画像》卖得那么火,不是因为他把康熙写得好,而是他笔下的中国皇帝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他对康熙的评价也带有西方人的成见。在汪荣祖看来,史景迁的作品没译成中文的必要;周有光更是直接:史景迁不懂中国。


汪荣祖对史景迁的批评,其实是批评第二代汉学家骨子里仍然未脱的“西方本位”,按照西方标准的“现代性”设置议题。


德国人顾彬也对美国人说过,美国的学术、特别它的汉学经常会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如果作为汉学家从德国移居美国的话,一般来说就要抛弃典型的德意志形上学,将就着提一些小的问题而已。


顾彬对自己的德意志形上学是很骄傲的。这种骄傲后来也让他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充满了失望。黑格尔说过,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像一个没有高僧的寺庙。


本位问题埋下了中外历史学家分道扬镳的种子。日本的汉学研究一直位居世界前列。60年代中国没开放时,费正清还要飞到日本,向东京大学的同行讨教。在日本汉学界,也存在因为“本位问题”导致的争论。


东京大学是日本汉学研究的大本营,继承了“日本本位”的研究传统,所做的学问是“为了日本人的汉学”;另一个大本营是京都大学,京都大学强调采用跟中国一样的研究方法,甚至在身份认同上向中国人靠拢。


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吉川幸次郎和仓石武四郎留学北京时,都穿着青衫,戴着中国帽子。有日本人宾客访问他们,两位教授向日本宾客说到日本时,就说“贵国的某某”;而说到中国时,就说“敝国的某某”。




03




1997年,朱镕基赴美前夕,两位前驻中国记者理查德· 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合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出版了。这本书断言:


“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的敌人。”


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站出来了,《冲突》的结论是建立在对事实缺乏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错误的导向。关键时刻,还是这批汉学家为我们说了句好话。


1998年,克林顿访华。在晚宴上,他被人介绍了认识了一位青年政治学家,介绍人用毫不吝惜的溢美之词狠狠夸了一把那位青年政治学家的学术能力。为了不落下风,克林顿向也向他的中国同行科普起了哈佛大学教授,《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亨廷顿。


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凭借《文明的冲突》一鸣惊人。在书中,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文明跟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差异性,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冲突引起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当限制移民迁入。


亨廷顿的观点一发表,就招来不少批评。一方面,冷战刚结束,不少西方人士认为自由民主是未来社会的主旋律,亨廷顿的话实在不讨喜;另一方面,被他摆在西方文明对立面的伊斯兰文明中的人们,自然没法接受。


911发生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的预言被一一应验。他指明了美国可以集中动员军事力量以应对伊斯兰文明造成的威胁,甚至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含蓄的理由。


出于对伊斯兰文明的恐惧,亨廷顿的学说被伯纳德·路易斯为首的新保守主义重新发扬光大,甚至影响了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911事件后,路易斯为部分白宫官员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就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作了报告,成为了“布什的历史学家”。


911不仅让亨廷顿的地位水涨船高,还带动了美国学术界对伊斯兰问题的研究热情。


2000年至2009年,美国成立了10个伊斯兰教研究中心,其中8个成立于911事件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博士论文涉及伊斯兰教的不到1%,到了2004年,一度达到了5%;北美中东学会成员中,研究伊斯兰教的在1984年占24%,2008年猛增到37.6%。


与此同时,中东国家跟中东裔社团对美国中东研究的资助也在不断增加。2005年,伊朗裔企业家法里鲍兹·马西赫捐了200万美元,用于在加州大学设立波斯研究和文化中心。不过虽然美国国内的伊斯兰研究如火如荼,却没产生一个为双方和解而奔走的“费正清”式人物,反倒是新保守主义人士成为了美国总统的座上宾。


2003年4月,布什提名丹尼尔·派普斯担任美国和平研究所理事。丹尼尔·派普斯是美国在伊斯兰领域的专家,他主张美国现在不应再区分所谓“好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坏的伊斯兰主义者”,而要对付所有的伊斯兰主义者。


布什的提名遭到穆斯林的发对,穆斯林民权机构美—伊关系委员会在全美发起大规模的签名抵制活动,布什不得不推迟任命。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当年8月,派普斯还是顺利任职。


美国宗教学会主席埃斯波西托在2010年出版了《谁为伊斯兰说话》,他认为“伊斯兰恐惧症”妨碍了西方与穆斯林世界建立和发展良性正常的关系。穆斯林和西方国家的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由于西方不当的政策造成的。但是911之后,新保守主义的声音成为主流。


这导致了虽然二战结束的第二天,中情局就开始资助伊斯兰宗教人士。伊斯兰极端势力中的一部分甚至在整个冷战中成为美国的盟友,但是苏菲主义的伊斯兰知识精英和美国精英之间的心灵共振是微弱的。从东方学开山祖师萨义德到埃斯波西托,从来没有人像费正清那样能够深介入中美两国的政治,影响两国的外交政策。


在为美国国内汉学研究奔走呼号上,费正清“尤其精通如何操纵权力”,知道怎么为东亚研究中心募钱,还得了个“学术企业家”的外号。但1972年,费正清从哈佛退休后,资金来源就成了哈佛汉学研究的一大问题。


到60年代末,美国国内在中国研究的资金来源逐渐消退。福特基金会在1966年中止了对中国研究新项目的资助,把投资目标转移到了美国国内都市问题跟少数民族问题上。国防教育法为1971年到1972年度的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的财政资助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半。


在费正清退休的这一年,傅高义接替费正清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


“我必须承认,1973年当我接替费正清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我发觉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中国研究领域获取基金会资助的十五年光荣岁月已无可奈何花落去。”


汉学研究没落了,60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二批汉学家也相继离世。2006年,魏斐德去世;十年后,孔飞力去世。“北美汉学三杰”中,仅剩一个史景迁。


1996年,美国汉学家罗友枝在全美亚洲年会上发表演讲,认为清朝能够成功统治近三百年,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没有放弃自己的满洲认同,同时大胆利用中原文化、藏传佛教等多种手段,统治了一个多民族帝国。在罗友枝们的观点里,清帝国不能等同于中国,中华民族也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一观点的意识形态符合美国冷战后“文化相对主义”盛行,社会多元化加深的大环境。成为美国衰微的汉学这些年的一大亮点。但是削弱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并不受欢迎,新清史的谈论刚一抬头就遭到了中国同行的迎头痛击。


社科院组织学者发文说新清史的研究者,“肆意歪曲清史,挑拨满洲与汉族的民族矛盾,旨在分裂中国”,是帝国主义霸权。社科院对新情史的反驳,用卜正民的话来说:


“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


这一次我们的历史学家,显然不会再迎合西方汉学家的观点。几乎在新清史滥觞的同一时间,主管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出访非洲,参观卢克索遗迹时,得知埃及的断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法老们在位年代可以精确到数年以内。不久之后,宋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开始。国家科委拨款900万,另外财政部每年再拨款100万,由21个学者、国内三大天文台、三座博物馆、12个研究所、14所大学参与其中;涉及考古、历史、天文、古文字、自然科学等专业;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领导组组长,小组成员由七个部委领导组成,据说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国家对这个工程这么重视,是有原因的。中国人老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但有考古证据的历史只到殷墟。五千年历史一下子就少了两千年。


为了找出夏朝的遗迹,考古小组正式在河南省二里头掘地三尺。四年后,考古小组发布了《夏商周年表》。但这个年表引发了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对C14测年准确度的质疑,


“工程存在许多问题,因为其动机在于夸耀中华民族。它主要是一个政治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工程。这些年代将被看作是由中国政府宣布为正确的年代 ……”


民族主义的治学理念一旦开弓就没有回头箭。2016年,自然杂志刊文《中国正在改写人类起源学说》,讲述中国近年来每年投资数千万美元,通过化石发掘突破分子人类学设下的既定框架,试图论证中国这片土地独立进化出智人。


2012年,一位行将退休的老领导到深圳视察,在参观某基因测序公司时发表了要研究人类起源一元说还是多地起源说的指示。几个月后,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文章,“唯物辩证法认为,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质,多地起源说更符合辩证法的规律,中国人应该属于进化较早的人种”。


虽然分子人类学手段已经让“走出非洲”成为共识,人类学家们目前只是对走出非洲的时间、批次和影响有分歧。但是最早提出“文化自信”的老领导还是给出了结论,“只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完全可能在泥河湾考古研究方面出现重大突破”。


在自然的那篇文章中,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受到民族情绪驱动的科研热情。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卜正民曾经对他的中国同行说,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可以拥有这种没有民族义务的自由。


但是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些年甚至西方的学者,都要越来越频繁地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之间做出艰难抉择。


面对社科院的指责,新清史研究者欧立德曾经很努力为自己辩解,“新清史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叙事,它没有政治企图”。但是欧立德渐渐发现没有人愿意认真听他的话了。


后来老头子也想明白了,把社科院抨击新清史在搞新帝国主义史学的页面打印出来贴自己办公室门口,手写了一个“新帝国主义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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