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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庆|做个勇敢的中国人:八十年代香港爱国歌曲追忆

先进辑刊2018-09-17 06:50:21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


  在“春晚”逐渐失去通俗文化领导力的今天,我们却未忘记当年的“春晚”留下的宝贵回忆。1984年,香港歌手张明敏用温润而不乏激情的嗓音面向全国观众献唱的这首《我的中国心》,就是这些宝贵记忆其中之一: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胸中重千斤。

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这首诞生于1980年的歌曲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沉郁与激昂交织的音乐旋律,还在于其中通俗易懂而又高迈超拔的文学意象。被誉为香港“鬼才”的作词人黄霑连用“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四个形象,直抒胸臆,未加任何多余的修饰,却能够唤起任何一个对中国有基本了解的人的内心共鸣。其实,早在1978年,台湾音乐人侯德健就曾在《龙的传人》中以长江黄河作为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以《龙的传人》和《我的中国心》为代表,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时间里,人们可以显著地感受到,港台音乐中开始出现爱国主题。这与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几乎重合。


  相较之下,与政治上尚受限制的台湾不同,香港的爱国歌曲尤其重视表达对大陆故土的眷恋之情,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抒情呈现。其实,香港这一时期涌现的大量爱国歌曲,与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大局已定的时势紧密相关。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与邓小平会谈,展开归还香港的谈判。在这之后,内地对香港文艺文化工作采取了相当程度的怀柔姿态,这使得香港政府、文艺界和市民都普遍积极响应回归的时代呼声,重新通过抒情歌谣的方式去唤起对祖国的热爱,也就成了一项文化人自发承担的历史任务。


  香港词人卢国霑,可以说是80年代粤语爱国歌曲创作的第一人。相比起黄霑雄浑惊艳的《我的中国心》,卢国霑的风格则以平实中见雄迈、远大中显高昂著称。黄霑在《我的中国心》之后鲜有创作明确直接的爱国歌曲,卢国霑则将“爱国”变成了一种粤语流行歌的基本风格,并影响到了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卢国霑


  卢国霑笔下最常见的爱国意象,当属长城。在1983年的《长城谣》中,他用历史现场闪回的写法,唤起对“长城”所涉及的“战争”与“安定”主题的反思:

 

千块千块顽石叠,藉此保我边疆靖。兵马呼叫城内外,但到今日多孤清。

千秋功过谁论定,孟姜之女哭苦命。忧愤早已随日月,巨臂依旧抱百岭。

历史要他亲身保证,中国万世必须兴盛。外遇强敌每战必胜,长城长城一个尖兵。

城上垣上千载火拼,中国历变少享安定。旧日城上个个好汉,当中几多我姓。

 


  长城与“长江”和“黄河”不一样,是人为的山河风景。长城中承担了更多人文与政治的意涵,更适合在抒情歌曲中带领出叙事的笔触,进而引出对国运兴衰的讨论。作为抵抗外敌入侵的标志性建筑,长城意味着对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保家卫国历史的纪念。尽管“中国历变少享安定”,但中国人勇敢抵御侵略的血缘却绵延不息,末句“旧日城上个个好汉,当中几多我姓”则召唤和平年代的听者居安思危,自我带入到民族历史当中,传承昔日先辈的大义。在这个意义上,《长城谣》不仅仅是怀古,还是对当今的抒情性动员。这种抒情歌曲的先例早在抗战时潘子农作词的《长城谣》(1937)中就已出现: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条,新的长城万里长。

 


  开篇的数词叠用暗示了这两首歌内在的精神血缘。可以说,卢国霑在创作《长城谣》时,首先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着相当程度的重视与理解,并主动试图继承现代歌谣创作的传统。但若是细致对比,不难发现,相比起30年代《长城谣》用直观的“骨肉离散父母丧”集中呼吁战争意识的悲愤与紧迫,80年代的《长城谣》更多地是要激荡出改革年代的新气象,民族仇恨被关乎“千载功过”的大跨度历史纵览所淡化。在卢国霑作词的另一首更加脍炙人口的爱国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1982)当中,民族意识与改革振兴的启蒙意识则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

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

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

这睡狮渐已醒!

 

  作为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与电视剧本身一样,并非旨在反映江湖侠义情仇,而是对近现代中国史进行一番彻底的总结和再度召唤,并同时将80年代的改革气象隐约地安置在了“中兴”的口号当中。卢国霑和黄霑一样,再度使用了对故乡大好河山的风景作为最核心的爱国意象,这至少说明,对于80年代的香港人来说,“爱国”等同于爱故土山河,也只有爱故土山河,能够最直观地传达出内地与香港人一致的民族认同。


电视剧《大侠霍元甲》


  故乡风土的兴象,是古典诗词中的核心要素。如胡应麟《诗薮》所言:“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 “长城”、“黄河”之所以能够召唤“体正格高”的爱国情怀,在于这些意象早已渗透进海内外华人的记忆当中,无论是“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还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些与国族命运隐约相关的诗句所构成的文学经验,是当代爱国歌曲取之不尽的传统资源宝库。在卢国霑为电视剧《陈真》所做的主题曲《大号是中华》(1983)的歌词中,古典的意象连续出现,与此同时,对于血缘和国土的重视也得到了更为具体的呈现:

 

孩子,这是你的家,庭院高雅。古朴益显出风貌,大号是中华!

孩子,这是你的家,红砖碧瓦。祖先鲜血干砖瓦上,汗滴用作栽花!

枯了树干再生花,肩过重担再上吧!

黄炎传万代,为家邦,为了你血中那份特质,世代留下!

谁敢进住你的家,孩子,赶走他!

不计他鼠摸狗盗,要似你祖先,尽一心,为了这国土,把鲜血洒!

 

  祖先血缘和故土风景一样,都是“自然”的延伸。除了“庭院高雅”所彰显的文明自信,“枯树生花”的生机活力则让抒情的动机并非基于单纯的信念和立场,而是诉诸文化民族存在和延续的自然正当性。同时,歌曲并未强调民族主义的仇视心态,而是“不计他鼠摸狗盗”,这显然是80年代华人逐渐走出半个多世纪屈辱阴霾的一种宣言。尽管如此,我们在同时代由林振强作词的《血肉来挡武士刀》(1982)中,却也依然能看到愤怒与仇恨的集中抒发:

 

当年在那寒风中,马嘶马乱纵,云月也摇动。沙尘共那长刀飞,散于鲜血之中。

当年在那黄沙中,有家变没有,人逝也无洞。小孩望见仍不懂,母亲怎忽变僵冻。

当年在那黄沙中,丧身既是痛,留下也难受。江河在那长刀中,染得皆是红又红。

别要对我讲仇恨过后全无,我一息尚存,悲愤未能扫。

在我国土,泥内百万头颅,曾用血肉来挡武士刀,寒风中我仍仿见到。

仍在血泪泥中插着利刀,提出无声控诉。

 

  1982年,日本文部篡改教科书,引起全球华人世界的强烈抗议。《血肉来挡武士刀》就是这种抗议中的一种声音。正是在面对中华民族共同的屈辱历史的过程中,陆港文化界能够共同体察到血缘同胞的情感维系,达成政治上的共识,“外御其侮”。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近代史中国土沦陷、同胞遭难的记忆,最终凝聚成了香港流行歌曲中不可磨灭的一股独特的精神气质,一种高度自觉的民族认同得以勃兴,这在由邓伟雄作词、汪明荃演绎的《勇敢的中国人》(1982)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令我锦绣故乡色变,令我娇美翠湖含恨。

望向中国国土,此际浩气在腾!誓要将我苦难化为悲愤!

做个勇敢中国人!热血齐抛抵抗敌人!我万众一心,哪惧怕艰辛,冲开黑暗!

做个勇敢中国人,热血唤醒中国魂!我万众一心,哪惧怕艰辛,冲开黑暗!

 

  同样诉诸“国土”,但在其上却有热血与浩气。这种英雄主义的“勇敢”气质,和“我万众一心”与“我们万众一心”之间的互文关系,提示了这首有鲜明口号风格的爱国歌曲与“五四”民族救亡传统的内在关联,进而也就让人们注意到,若要追究长期处于殖民地教育之下的香港为何能够保持这样一份赤诚热情,必须发现与“五四”传统一脉相承的香港左翼运动所起的巨大作用。多年后,卢国霑在自述其作词生涯时表示,他的爱国词风之所以得以形成,首先是因为香港40-60年代响应国内政治思想动向的左翼思潮,对青少年时期的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我念中学时,本港有学生运动,搞了许多文化历史讨论,叫了多遍胸怀祖国的口号,于是我初次对黄河产生浓浓的感情,真正认识黄河是中华之母……(卢国霑,《歌词的背后》,三联书店(香港),2014年,第131页)

 

  香港的左翼宣传为了实现思想上的统战目标,一贯的做法是诉诸同胞情与故土情,以求争取更多香港人民的支持。熟悉香港文化史的人都知道早年著名的左翼电影公司“长城”和“凤凰”。这些电影公司的名号也是其思想宣传路线的集中体现,更构成了香港人对国家民族的核心情感经验。比如,郑国江作词的《中国眼睛》(1982)中就出现了“眼睛多漂亮像凤凰”的譬喻,这双属于中国的丹凤眼“忧郁又带点倔强”,是一双“分黑白的眼”,但是却饱经沧桑,看着这片故土“水本十分秀,山也十分壮,却偏遭践踏,灾劫天天降。”用温柔平和的曲调来表达对近现代历史的情感认同,同时又添加了大陆左翼爱国歌曲所没有的一份“陌生化”的效果,的的确确令人“没法淡忘”。这样一种独特的爱国抒情方式,的确只能是香港的“特产”。


黄河


  诸如“长城”、“长江”、“黄河”、“凤凰”这样的意象就此建构起了活跃于70、80年代的黄霑、郑国江、卢国霑一代人对中国大陆的基本情感图景。正因为如此,到了80年代,在面对传媒娱乐公司要求刻意创作“爱国歌”以满足市场需求时,卢国霑会理直气壮地认为:

 

  或者我算是复兴后第一代写词匠里,较早在歌词中宣扬民族大义的一人。但是个人口味上,我讨厌举拳头喊口号的写法……自己觉得写民族大义,感情要不发自内心,便是假情假义,我讲及“中华民族”时,真从心底里尊敬,任何人都不能令我把“中华民族”这四个字,彻底地商业化起来……(同上,第193-194页)

 

  这份对“真情”的重视,集中体现在1980年的《大地恩情》的歌词中:

 

河水弯又弯,冷然说忧患。别我乡里时,眼泪一串湿衣衫。

人于天地中,似蝼蚁千万。独我苦笑离群,当日抑愤郁心间。

若有轻舟强渡,有朝必定再返。水涨,水退,难免起落数番。  

大地倚在河畔,水声轻说轻幻。梦里依稀满地青翠,但我鬓上已斑斑。

 


  没有强烈的口号,没有形象的故土符号,也没有仇怨,有的只是一个失去故乡的个体漂泊无依的抑郁与孤独。《大地恩情》所抒发的是对香港殖民地历史的间接控诉,也是对回归中华大地的强烈期盼,但其中也暗示了这一独特地域长期以来在时势大潮之中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复杂情绪。正如卢国霑自己所说的那样:

 

  《大地恩情》这首词, 于我而言, 是一字一泪。……数十年前我以稚子无知之年, 被安排离开我出生的家乡。当年当日, 早上我乘搭小艇, 转上大船, 来到香港。江边送别的, 是我妈妈。……离乡以来, 一直没有忘记乡间的一树一木、一砖一瓦。别后紧紧记住, 与我母亲几年相处的每个片段小节。让这仅有的与生母一起共度的时光, 永存我心。所以写这首词的时候, 我哽咽难止, 激动至落泪。……夜阑人静, 歌声飘过来, 正是这首《大地恩情》。歌者一唱一顿, 我相信他在哭; 从歌声起处, 知道这人定必睡在山沟的无水小坑内, 是一个落难漂泊的异乡人。那个晚上, 我惊异而动容, 直感凄凉扑面。(同上,第63-66页)

 

  凄凉的异乡情绪,催生了爱国爱家的抒情动机。这种自然情感虽然有左翼政治观的间接影响,但更多地与香港自身的生存处境紧密相关。所以,香港的爱国歌曲往往更加紧贴个人的生活遭际,重视凸显自我幸福的实现与时势的互动关系。卢国霑在长期创作爱国歌词的过程中也逐渐领悟到了这点,并创作了《人生的远征》(1984):

 

明年今天,不知我在那里。一座古城,还是一个大都邑?

明年今天,我是拿着我的笔,开动机器,或者做我的生意?

明年今天,不知爱在那里,阳光和煦,还是都是坏天气?

明年今天,我在牵着谁的手,情是甜蜜,或者平平也无奇。

啊,无论如何,每个人生都是不容易。啊,他日有成,不会忘记是谁腹育。

明年今天,不知我在那里,一去万里,还是在中国大地?

我的人生,到了远征前夕,牢牢记住,我是中华的儿女!

 

  在这首歌中可以看到,爱国的主体不再是历史上受迫害的同胞,也不再是流落无依的游子,而扩大为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无论阶级、职业和所处的时空,在日常的工作与恋爱当中,对自身祖先血缘的认可都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卢国霑的抒情逻辑并非左翼所依据的政治主张,而是基于生活、爱欲与传宗接代的人性天然。


  在80年代之前,香港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因为长期接受英国殖民教育的影响,对中国传统了解甚少,更不要提对中华民族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但是,经过陆港双方十多年在民间推广的爱国普及教育,到90年代,“中港一家”、“中港同胞”、“血浓于水”等字眼,已经常在电影及电视中出现。在这一历史过程当中,80年代的香港爱国歌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有助于让香港人更多地在抒情氛围中营造对故土同胞的眷恋和对历史的重视,还有助于让内地的人民更好地了解到香港人对待祖国的基本态度。在《大侠霍元甲》热播的年代,在《我的中国心》传唱大街小巷的年代,香港流行音乐随着这股爱国的热潮走进内地,构成了数代内地人对香港的第一印象。过去我们往往重视与“人性解放”主题有密切关系的邓丽君式情歌,却没能很好地注意到“家国天下”、“大好河山”也曾经是改革开放时期一股强势的音浪。


  80年代香港爱国歌曲中满是对“中华母亲”形象的召唤和对安顿民众身体的“红砖碧瓦”的空间想象。在近现代殖民屈辱史的客观影响下,在左翼爱国思想的浸染下,音乐人们几乎瞬间找到了响应“回归”主题的精神资源。无论是对打破美好空间的侵略行动的怒气,还是对不得不陷入背井离乡生活的幽怨,都旨在表达对中华民族永恒“土地性”的眷恋。从口号呼喊,到在人性自然的维度强调血缘伦理和生存处境,这种独特的爱国抒情策略则在今日香港为“爱国教育”而众声喧哗的时刻,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可供参考的历史经验。跳出意识形态上的争执,对于聆听这些优秀的时代金曲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来说,无论生活在内地还是港澳台抑或海外,我们都应当扪心自问:我还能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我们还会不会“万众一心”?

 

2017年2月于重庆

为香港回归2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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