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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历史衍变 ——改革开放后大陆流行歌曲的历史回顾

国音爱乐2018-12-05 14:30:03

齐柏平(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我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通俗音乐开始于通俗歌曲,这类歌曲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春风而初现,初期历经了不同态势的两个阶段:先在民间发展迅猛,但是国家政策层面却比较谨慎;经过五六年的民间实践之后,通俗歌曲才得以官方认可,进入大型主题晚会与主流媒体。本文将结合通俗歌曲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发展状况,考察通俗歌曲的发展及其改为“流行歌曲”的背景。

 

通俗歌曲实际上就是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原初的含义是指在大众中普遍流行的歌曲。这个词据考证为从外国引入,在国外叫做Popular song。而“通俗歌曲”这个名词的定义是从它的传播态势和人们对歌曲的理解方面给出的。大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曾经对这种风格的歌曲进行了多次的、猛烈的争论。而在中国音乐史上与之类似的争论亦有不少,如古代曾经有“郑卫之音”、“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近代有“黄色歌曲”、“低级歌曲”、“庸俗歌曲”等;建国后的50 年代曾经有“轻音乐”、“轻歌曲”之名,改革开放时期有“抒情歌曲”、“台湾校园歌曲”、“民谣歌曲”、“通俗歌曲”、“大众歌曲”等相关的涉猎称谓,到了21世纪的2008年,“通俗歌曲”才被称为“流行歌曲”而与国际接轨,这个看似简单的变通经过了30多年,它与时俱进,理解上也在不断地丰富。故本文将从历史背景与音乐表演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中国大陆流行歌曲发展的历史背景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流行歌曲早在20 世纪20-40年代就风靡上海。1927 年我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为黎锦晖创作、黎明晖(黎锦晖的女儿)表演李罡主编、尤静波:《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此后,家庭爱情歌曲、甜歌(梁茂春、陈秉义主编:《中国音乐通史教程》,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年版,第202页)及时代曲(李罡主编、尤静波:《中国流行音乐简史》,第72页)等广泛流行。而且,那时的上海又因为电影业的发达,而出现了电影歌曲热,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有插曲,这些歌曲是最初流行歌曲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期上海的舞厅、酒吧等都市娱乐行业繁荣,一些富商、绅士都到这种热闹时尚的地方欣赏音乐、跳起舞蹈,一批流行歌曲创作者、歌星及作品应运而生。被称为“孤岛”的上海,流行歌曲也已有多种题材风格。而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一直是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时期。这些软化人们意志、适合少数人的音乐在较大程度上与民族救亡主题相悖,直到建国以后,曾经舍生忘死的人们记忆犹新,他们不能容忍这样风格的音乐再度流行。其实这可能是一种误解,人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因为建国前的孤岛上海是比较小的,其影响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再加上改革开放时期,时代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摈弃这种刻舟求剑式的记忆视角。流行歌曲在改革开放前没有获得萌发,因为上世纪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六七十年一浪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大的时代环境根本不容许有过分私自个性的或甜腻、或幽暗风格的歌曲传播,人们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劲头,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情,“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哪里还顾得、还胆敢风花雪月、闲云野鹤、小资情调?!革命浪潮之下的“高、强、硬、响”的“红色”革命歌曲遍地开花红遍大陆,没有流行歌曲的空间,甚至稍有一些爱情内容的歌曲如《草原之夜》、《敖包相会》、《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那时都会被扣以“软歌”的帽子加以批判。但大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香港的流行歌曲从20 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传播过去之后一直没有中断发展过,而且还出现了英文歌曲、国语歌曲和粤语歌曲等丰富的类型。台湾在60年代邓丽君出道为代表,70年代中期又有一批台湾校园歌曲(同前,第251页)等流行歌曲甚为繁荣。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为文化发展的新纪元开启了久闭之窗,7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港台回流的歌曲,预示出大陆将迎来流行歌曲的黄金时代。中国的流行歌曲正是受到台湾“校园歌曲”等的影响,而且正是借以“校园歌曲”这青纯名义才得以生存下来;尔后,港台流行歌曲迅速得以强劲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发展。

 

新时代大陆流行歌曲从民间生发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而作为通俗音乐的轻骑兵,歌曲往往开口即唱,参与性强,倍受年青人的喜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流行歌曲便先声夺人,一展时代新风。台湾邓丽君等所唱歌曲、校园歌曲开始悄悄登陆。而保守者面对此种情形,有人惊呼“邓丽君反攻大陆”。青年人开始买砖头式的三洋牌录音机,悄悄地听“流行歌曲”。初为“地下”传播时期,国家主流媒体还没有正式传播。这时的国人只能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态下偷偷摸摸地听流行歌曲。等听到一定程度,便开始模唱;等到许多人都开始唱时,就有人开始在公共场合播放;文艺青年们穿着大喇叭裤,蓄着长发听、放、模仿。这些青年拧着当时最为先进的三洋录音机招摇过市,代表了时尚起来的人既学习,也炫耀,其中不乏一些的的确确的音乐爱好者。

 

1979年12月31日,新年音乐会上李谷一用“气声”唱法演唱了《乡恋》(电影《三峡的传说》插曲)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对此严加批判。但这已经说明,通俗歌曲已经开始“我要发言”的试探了。此后有《妈妈的吻》、《小螺号》等歌曲成为流行新时尚,也有台湾的《橄榄树》、《兰花草》等歌曲,人们争相模仿。但仍然只是“地下”时期,因为争论还在继续;这些歌曲只是在民间传唱,没有被官方正式认可。但此时期表现出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1980年苏小明《军港之夜》、朱明瑛《回娘家》,郑绪岚《牧羊曲》、《太阳岛上》,卞小贞《泉水叮咚》、沈小岑《请到天涯海角来》、关牧村《假如你要认识我》等,甚至蒋大为《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都已经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通俗歌曲”。这些歌曲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风摩全国。虽然这些歌曲中有些不应该属于通俗歌曲的范畴,但当时民众已争相传唱,这就是“潮流”。音乐理论界对其进行学术研究、“青歌赛”将其纳入大赛章程、表演界对其进行分类那是后来的事情。

 

中国大陆流行歌曲“舞台亮相”与“登堂入室”


 

1. 中国大陆流行歌曲的“舞台亮相”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中央电视台代表中国大陆正式邀请香港歌星张明敏、奚秀梅来登台献艺。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及《垄上行》等歌曲一下传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奚秀梅演唱的《阿里山的姑娘》等歌曲也十分火爆(参见中央电视台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这是代表国家层面的正式认可了。虽然1983年李谷一也在春晚上演唱过《乡恋》,但那次是观众点播,且是多次点播后,坐镇春晚的吴冷西才情非得已地应允这首曾被批判、禁唱两年的歌曲上台表演(参见中央电视台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并不是管理层事先在节目编排上预先有安排。鉴于国家中央媒体这种“破冰意义”的舞台亮相,虽非出自本意,但也是开放思想、解开禁锢,顺应时代审美与民意的体现,官方媒体开始接受与认可。1983年曾经再次讨论给这种类型的歌曲取个什么名称,叫流行歌曲吗?管理层担心人们因为这个词联想到20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于是1984年接受了有人提出的“通俗歌曲”这个概念,得到国家的认可(陶辛主编:《中国流行音乐手册》,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 年版,第184 页)。1986年“第二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举行决赛现场的全国直播,电视观众看到了增设“通俗唱法”的赛项,这个意义非凡的赛项,说明国家已经正式认可了通俗歌曲。这个新生事物一经承认,大陆人们不仅可以在家里唱、村里唱、乡里唱、城里唱,而且可以在舞台上唱、可以参加比赛,可以公开合法欣赏、表演与研究。那么1986年可以被我们称为三种唱法的“鼎足之年”,这也是通俗歌曲的大事纪,此年可称为通俗歌曲的“台上”时期了。也就是说,到1984年,国家正式认可了通俗歌曲后,中国大陆经过了港台流行歌曲的模仿时期及认识上的不断深化,通过歌手、创作者、媒体传播者的不懈努力,流行歌曲终于从民间私下步入公众舞台,1986年登上了国家最高级别、最有权威的比赛舞台,在舞台上展示了华丽的“亮相”。

 

2. 中国大陆流行歌曲的“登堂”

这里所谓“登堂”,指的是专业化的通俗歌曲作曲技法登上音乐学院的理论大课堂。中国大陆流行歌曲这个华丽转身是在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率先所为,先是一般的作品欣赏,后来是技术分析。

 

1986年,《信天游》、《一无所有》、《黄土高坡》等西北风风格的通俗歌曲风靡一时,宣告了中国流行歌曲模仿时代的结束而有了本土的经典创作,这可标志流行歌曲在大陆生根发芽。崔健、田震、毛阿敏等人脱颖而出。是年,流行音乐的欣赏课已经被高等音乐学院纳入教学日程。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陈国权教授1986年开设了《轻音乐欣赏》(“轻音乐”这个词在50年代末(1958年)出现过,到改革开放时人们把一切轻松愉快的音乐称为轻音乐,它包括一些活泼短小的器乐作品和擅长抒情的流行歌曲)课。请注意这个词,叫“轻音乐”欣赏,陈国权教授还写了专著(陈国权:《轻音乐欣赏》,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其实音乐并无轻与重之分,开课的教师或为避开“流行音乐”的质疑,为避重就轻,这个名称至少兼顾几层表露,既避免了与“通俗”的重复,又避免了“流行”这个当时部分学者报以不屑的敏感词,其三还有新意。1987年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又将通俗歌曲作法纳入选修课程之中。笔者记得当时在武汉音乐学院学习时,罗毅老师就专门对一些优秀的通俗歌曲进行曲式分析,他还结合自己的通俗歌曲创作进行技法解读,给学生留下鲜活教益。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对流行歌曲旋律进行技术分析、考察总结,以激励音乐创作,这显然是创作理性投向贴近时代、植根现实生活的选择,具有庄重的学术眼光与教学实践(武汉音乐学院附中的柳雅青(青年舞蹈老师),也将当时与流行音乐并行的太空舞、迪斯科等人们喜闻乐见的现代舞蹈纳入自己的舞蹈教学体系之中,当时附中的女生张毅同学就因为跳现代舞蹈而扬名校内外)。

 

3. 中国大陆流行歌曲的“入室”

中国大陆通俗歌曲的“入室”,是以在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正式招生为标志,专业培养通俗演唱专业人才。通俗歌曲进入到专业音乐学院培养体系,进入到师生“一对一”的个别课教室专业授课。

 

1988年中国大陆通俗歌曲继续以燎原之势向纵深发展,成为唱片市场(磁带)和社会舞台上的主流。一部分青年人才融入社会演艺“走穴”和演出活动。不少优秀流行歌手在社会上已出落为票房价值较高的“大腕”。

 

不仅如此,音乐学院中有些老师也常在音乐会上结合一定表演风格演唱流行歌曲,他们开放地学习、借鉴、研究通俗唱法中一些具有情感与艺术表现力的演唱发声方式,引领最初以不接受、不理解、不承认的专业老师逐步转变认识。而专业音乐学院里培养流行音乐人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将“通俗唱法”决策为专业方向招生与教学机制,使其正规化、科学化、系统化、专业化。在这方面,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以专业的敏锐和创新探索的胆识,于1989年申请成立“通俗演唱”专业方向。同年9月,即招收到该专业大专学生,以姚峰副教授为主要专业指导教师,在院长童忠良教授等领导支持下率先试行,成为全国音乐艺术院校第一个具有通俗专业人才培养教学学制的声乐系。随后该系学生梁培培、雷湘分别获得

“第四届CCTV全国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组的“荧屏奖”和“优秀歌手奖”(龚叶:《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发展状况探究》,《黄钟》2013年第4期,第52页)。从社会音乐进入学院专业音乐视域,声乐界的专业老师已经开始实施通俗声乐的教学,流行歌曲不仅仅“登堂”,而且已经“入室”。此后,不少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通俗歌曲或通俗音乐的学生,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或拓展流行音乐教学,如有的还开设通俗音乐乐队配器、和声、复调等内容,而设置流行器乐系、现代音乐文学系等。1993年沈阳音乐学院开设了通俗音乐系,紧接着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相继设系,2001年四川音乐学院还发展为通俗音乐学院。

 

4. 中国大陆流行歌曲艺术产业化

流行歌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方面得以长足发展。表演人才从女星、女童星,到众多的男星,歌手风格多样,呈出不穷,并出现新的表演组合等。通俗音乐风头正劲,其发展的另一特征是流行乐队如雨后春笋地创建起来,如崔健的摇滚乐队、黑豹乐队、唐朝乐队、零点乐队等一批优秀乐队组合十分活跃。与此同时国际巨星来华演出迅速增加。笔者认为1994年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分节点。1994年,流行歌曲之产业意识已然建立,这方面表现为流行音乐歌手专业策划与包装、版权经营、税收意识等方面增强于市场运行。如艾静等歌手都通过一定的媒体包装走红(艾静:《我的1997》专辑,上海影像出版社,1993年出版发行)。而流行歌曲的包装工程则借鉴了一些港台模式。中国流行音乐产业运营,以北京、广州、上海为三大音像产业基地,音乐经纪人陆续产生。此时期北京推出新偶像如陈红、陈琳、孙悦等,上海的王焱、甄凌、石云岚等,广州推出的歌星更多,如周艳泓、林依伦、高林生、杨玉莹、毛宁等(赵大新出品、于莉音乐编辑:《突飞猛进的时代——90年代经典歌曲·文案册(上下集)》,成都:中国唱片成都公司出版,RCD-02/099。这是该公司出版的从20世纪50-90年代的一整套CD唱片)。这就打破了港台流行音乐产业一统大陆天下、港台音像制品垄断大陆消费市场的局面。而80年代已经走红的歌星如韦唯、刘欢、毛阿敏、那英、杭天琪、朱桦、李玲玉、田震等歌坛明星,新由海内外音像公司包装,闪耀于人们的生活之中,流行歌坛对中国音乐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深。

 

随后,对相关中国大陆流行音乐文化及传播,从传播学、社会学等视野进行学术考察与研究,也在大学起步。1994年9月,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宋祥瑞副教授在全国音乐院校中首开了音乐传播学课程,并在音乐传播学学科建设上大胆创新,从1991级的本科生中,遴选出第一个主修音乐传播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该系开设相关课程如“音乐传播学原理”、“音乐编辑学概论”深受学生欢迎。2002年12月,武汉音乐学院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发起,在北京举办了全国“首届音乐传播学学术研究会”(彭志敏:《武汉音乐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特色报告》,“突出重点、拓宽内涵,教学科研相促进”之第三节,第25页,2004年11月)。

 

1998年“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为了提高歌手们的艺术修养,专门开辟了素质考察环节,参加决赛的选手们都必须加试视唱练耳、音乐常识、历史地理等中外人文社会科学及少量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问答。这对青歌赛来说无疑又是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对歌手们的一个巨大挑战。它对包括流行歌手们在内的所有歌手都提出要求,不仅要会唱歌,而且要掌握大量声乐以外的知识。当然,通俗唱法的确立,也给歌坛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不仅有众人最喜爱的歌手奖,且CCTV 的决赛现场直播,青歌赛在服饰、形象等方面也引领风尚;与此同时,亲友团、啦啦队互动模式也是传统美声与民族唱法比赛中没有过的。随着通俗唱法舞台上的出现,这些成为活跃舞台气氛、吸人眼球的新生事物,正是流行文化顺应老百姓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的发展。这些变化也说明通俗歌曲就是平民百姓艺术参与权的体现,也体现出通俗歌曲的一些商业化品格。

 

2008年总是被人病诟的“通俗音乐”一词终于让“流行音乐”得以“正名”。在2008年的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上,主持人朱军和邹涛,宣布将“通俗”二字改为“流行”,二位当时称这是中国流行音乐要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从此“流行歌曲”一词代替了通行了30年的“通俗歌曲”,成为官方认可的专有名词。改

革开放的新时代,从1978年到2008年刚好30年,为纪念这一特殊年代,许多媒体栏目或节目,许多的出版社或文艺团体、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出版了不少“歌声飘过30年”一类的CD、VCD、DVD、MTV等音像制品及大量的文章、专著,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小 结


 

流行歌曲在中国大陆流行了30多年,有了自己的代表人物(如创演一体的歌星)、代表性风格(如摇滚等)、代表型作曲家(专业的和业余的),还有了自己的产业化运行模式;已有教学体系、理论研究,其各种技术手法、流派风格、时代特征都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在唱法上与民族和美声也相互碰撞、互相借鉴,产生许多值得学习的知识,在表演方面出现了通俗唱法、民通唱法、甚至有美通唱法、民通唱法等,均有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价值。

 

流行音乐现今仍以方兴未艾的势态不断发展。从健康发展过程中,有专业艺术学院不可替代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如武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

 

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的音乐,是一种社会的音乐,同样也是一种历史的音乐,它具有浓郁的平民性、时效性、参与性、抒情性、娱乐性,这些特点使它先天具有才走产业化和商业化运行的基础资源。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足迹,表现着时代的声音,抒发着老百姓的感情,它无以回避地成为相关行业和学者积极关注,不断分析、研究,不断推动流行歌曲繁荣发展。

 

 

原载《黄钟》2016年第3期,本文根据《黄钟》编辑部提供的PDF电子文本编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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